（一）党外干部可以作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主体

　　（二）指使销毁会计凭证构成违反《会计法》相关规定行为

　　洪某违规发放购物卡后，指使会计王某销毁会计凭证行为，违反《会计法》第四十五条规定，构成指使会计人员故意销毁会计凭证错误。洪某指使销毁的会计凭证涉及22万元，虽尚未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《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（二）》“故意销毁的会计凭证涉及金额在50万元以上的”立案追诉标准，洪某销毁会计凭证行为不构成犯罪，但仍属于违反刑法规定的行为，且与洪某的职权密切相关，构成职务违法。

　　需要说明的是，认定销毁会计凭证行为时，在固定洪某供述、王某证言的同时，由于此类行为证据往往涉及财会、票据等专业知识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》第一百五十二条（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就专门性问题出具报告）等规定，监察机关必要时可商请财政、审计、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部门作出鉴定，或协助调取审核相关证据。

　　实践中还存在一种误区，如第一种意见认为，洪某授意销毁会计凭证行为不构成违法，只能作为从重情节。我们认为，该意见仅关注对抗调查行为不单独认定违法行为的规定，但在对抗调查行为同时构成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情况下，如仅因相关行为具有对抗调查的目的就一律不认定为违法行为，易导致纵容违法行为的后果。就本案例来说，洪某销毁会计凭证行为虽然目的是为了对抗调查，但同时违反《会计法》第四十五条规定，应单独认定为违法行为。综上，洪某前期滥发福利与后续销毁会计凭证行为之间不存在牵连、想象竞合等关系，应当认定为两个独立的职务违法行为，可以合并处理。

　　（三）关于适用条规和处分档次

　　一是关于条规适用。在给予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时，实践中存在另一种观点，认为《政务处分法》施行后，监察机关只能依据《政务处分法》给予公职人员政务处分。该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“本法适用于监察机关对违法的公职人员给予政务处分的活动”、第三条第一款规定“监察机关应当按照管理权限，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督，依法给予违法的公职人员政务处分”。从条文文意看，上述两条规定仅明确监察机关可依据《政务处分法》作出政务处分，第三条“依法给予违法的公职人员政务处分”中“依法”的范围没有限制为《政务处分法》。可见，监察机关可依据其他法律法规给予违法人员政务处分。《会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等法律明确了公职人员违反财经法律行为的构成要素、违法情形及处分档次，与《政务处分法》处于同一位阶，具有“特别法”的性质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第九十二条规定，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，适用特别规定，故《会计法》可以作为政务处分的实际依据。实践中，考虑到《政务处分法》第四十一条“公职人员有其他违法行为，影响公职人员形象，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，可以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政务处分”可以视为指引性条款，因此，在引用条款时，仅需引用《政务处分法》第四十一条，可不再引用《会计法》的具体条款。就本案例来说，洪某滥发福利和销毁会计凭证行为的定性，应当分别依据《政务处分法》第三十五条第（一）项、第四十一条规定处理。如果涉及从轻减轻、从重、涉案财物处理等其他条规，可适用《政务处分法》相关规定。

　　二是关于处分档次。对分别违反《政务处分法》《会计法》等相关规定的数个违法行为，需依据《政务处分法》《会计法》相关条款分别确定处分档次，再依据《政务处分法》第十五条规定，“应当给予两种以上政务处分的，执行其中最重的政务处分”。就本案例来说，由于《会计法》第四十五条明确销毁会计凭证行为最低应给予降级处分，如洪某没有从轻、减轻情节，处分档次则不宜低于降级。此外，该条规定，销毁会计凭证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，可以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，由于洪某授意销毁会计凭证行为未超过2年的行政处罚追责时效，监察机关应当将问题线索及有关材料移交给同级财政部门，由其按程序给予其罚款；对会计王某也应依法予以处理。

　　综上所述，处理此类《政务处分法》与财务法律法规交织的行为，要强化系统思维，认真研究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和具体内容，把握好行为的本质特征和危害性，精准定性、审慎处理，确保案件处理的综合效果。